天天微动态丨人狐之间：从九尾祥瑞到狐媚惑主

• 2023-05-31 04:48:01 来源：凤凰网

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狐狸一样如此亲近人类社会。从上古时期的九尾狐寓意生下男子的祥瑞，成为统御天下的王者之证，到进入礼制时代后具有“三德”的仁兽，狐狸皆以瑞兽的形象示人。然而，自魏晋以来，狐妖开始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书写：从唐代的佛道相争，到明清时期潜入人类社会，上演了一段段关于爱情、报恩、背叛、复仇……的故事，揭露了人世间的众生百态和真伪善恶。与此同时，民间百姓因畏狐而崇狐，至今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。

从求子到王者之证

狐狸最早是以九尾狐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，这始于一场时代的变革。自原始部落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以来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等级分化，权力、地位和财富开始按照父系继承，于是，生男子成为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。为了庆贺生下男孩，作为后世祭祀高禖神的“悬弧之礼”的古礼开始出现。后来，随着星象占卜的出现和发展，先民们将弓弧的形状附会到天上的尾宿九星，并赋予其后宫和多子的象征：

(资料图片)

“尾九星为后宫，亦为九子星。占：均明，大小相承，则后宫叙（同‘序’）而多子；不然，则否，金、火守之，后宫兵起；若明暗不常，妃嫡乖乱，妾媵失序”。——《史记正义》

图1：尾宿九星示意图（引自《钦定古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宫闱典》）

即尾宿九星的明暗变化直接关乎后宫的安宁和子孙的绵延。最终，九尾狐的意象出现在了夏朝开国国君禹的故事里：

禹三十未娶，行到涂山，恐时之暮，失其度制，乃辞云：“吾娶也，必有应矣。”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。禹曰：“白者，吾之服也。其九尾者，王之证也。涂山之歌曰：‘绥绥（注：孤零零的样子）白狐，九尾痝痝（注：尾巴大而蓬松的样子）。我家嘉夷，来宾为王。成家成室，我造彼昌。天人之际，于兹则行。’明矣哉！”禹因娶涂山，谓之女娇。取辛壬癸甲，禹行。十月，女娇生子启。

——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

这则故事讲述了大龄青年禹因治水巡行四方，年逾三十未婚，担心会有违礼法。有一天禹来到涂山这个地方，一只九尾白狐造访，他将其视为寓意王者之证的祥瑞，然后迎娶了当地涂山氏女子女娇为妻，不久女娇为禹诞下了儿子启。涂山人专门创作了歌谣《涂山歌》作为纪念。尽管禹认为九尾狐是王者之证，但实际上，九尾狐的出现是预示了他娶到了妻子，而且子孙繁盛。

图2：【夏】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铜牌饰，洛阳博物馆藏

自禹之后，九尾狐成为国君一统天下的象征。《竹书纪年》载，“（帝抒）八年（公元前1908年），征于东海及三寿，得一狐九尾”，夏代国君帝抒向东开疆拓土，直抵东海之滨，得到了象征统御天下的九尾狐。在偃师二里头遗址——被国内一些学者视为夏朝都城的地方的高等级墓葬中，出土了带有狐狸造型纹饰的嵌绿松石铜牌饰（图2）。商周之际，《瑞应图》载，“六合一统，则九尾狐见”，“（散宜生）得九尾青狐以献纣，免西伯之难”，散宜生以象征天下一统的九尾狐讨好纣王，才让囚禁在羑里城的周文王得以脱困。东周时期，在楚国墓葬出土的箅形器内侧圈层绘有捕猎九尾狐和鹿的形象，寓意当时各诸侯国逐鹿中原，都希望一统天下（图3）。这种观念影响甚远且深入人心：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陈胜在起兵前夜，偷偷让吴广在野外的神祠燃起篝火，狐鸣呼曰：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，可见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懂得借狐来鼓舞人心。直到南北朝时期，《魏书·灵征志》中记载了北魏太和十年（486年），“三月，冀州获九尾狐以献”，并明确指出“王者六合一统则见”，仍然将九尾狐与国君一统天下的祥瑞联系在一起。

图3：【战国】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箅形器上的九尾狐形象，淮安市博物馆藏

图4：【西汉】鎏金胡傅铜温酒樽上的九尾狐形象，山西博物院藏

国君仁德的象征

后来，九尾狐被视为君王仁德的象征。这或许与礼制社会建立后，人们视狐狸身上有“三德”有关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对“狐”的释义为“其色中和，小前大后，死则丘首”，其中“其色中和”指的是狐狸的毛色柔和，符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；“小前大后”指的是狐狸的身段前窄后宽，寓意长幼尊卑有序；而“狐死首丘”出自《礼记·檀弓》“狐死正丘首，仁也”，指的是狐狸死之前脑袋一定是朝着巢穴的方向，寓意不忘本，是仁的体现。从先秦到魏晋，以九尾狐的现世彰显国君施政仁德的观念十分流行：

《瑞应图》载，“王者不倾于色，则至”，即君王不贪恋美色，勤于治国，九尾狐便会出现；《孝经援神契》中也写道，“德至鸟兽，则狐九尾”，即君王将仁德施予万物，九尾狐就会现身。曹植在《上九尾狐表》中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（220年）十一月，甄城县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九尾狐，“长七八尺，赤紫色，举头数尾，尾甚长大，林列有枝甚多”，并且称赞道，“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”。但实际上，曹植是在利用九尾狐歌颂曹丕，以使自身免于灾祸。

除此之外，由于禹当年所见是九尾白狐，因此现实中的白狐也被视为王者仁德守法、智慧开明的祥瑞。《春秋潜潭巴》载，“白狐至，国民利；不至，下骄恣”。《瑞应图》载，“王者仁智明，则白狐出”，“王者仁智，动唯法度，则见（白狐）”；《天镜》载，“王者德和，则白狐来”。然而，国君要做到仁、智、明，离不开贤臣的辅佐，于是，白狐也会出现在这样的臣子家中。《宣室志·李揆》中记载了唐代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担任中书舍人时，有一天退朝回到家，“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”，第二天李揆便升任了礼部侍郎。历史上，李揆在诸多重大政治事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帮助唐肃宗做出了公正、明智的决断。

图5：【东汉】山东嘉祥洪山村汉墓画像石上的九尾狐形象

图6：【东汉】山东藤县西户口汉墓画像石上的一对九尾狐形象

除此之外，汉代方仙道思想的盛行，使得作为尾宿九星象征的九尾狐与金乌、蟾蜍等一同被吸纳进了西王母的神话世界（图4）。九尾狐身为西王母的侍从，其形象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墓葬的画像砖上（图5、6）。与此同时，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让西王母信仰一路向西传播，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文化，直至五胡十六国时期，西北一带的墓葬中仍然可以见到西王母和九尾狐的形象（图7）。

图7：【十六国】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西壁中的九尾狐形象

预知吉凶祸福的天狐

随着九尾狐文化的盛行，民间还创造出了天狐的意象。《玄中记》中写道，“千岁即与天通，为天狐”，即修炼圆满的千岁狐狸具有了通天的本领，因而可以预知人间吉凶祸福。有人认为千岁天狐具有九尾狐的形态，据《酉阳杂俎》载，“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，言天狐九尾金色，役于日月宫，有符有醮日，可洞达阴阳”；但更多的千岁狐狸往往貌不惊人。《纪闻》记载了垣县县丞袁嘉祚年过五十，有一天在县衙里抓住了一只千岁狐狸，这只狐狸宣称自己可以带来福报，还能预知未来，并且表示“愿为耳目，长在左右”，于是袁嘉祚便留了下来，后来“数年至御史，狐乃去”。

天狐可以感知灾凶厄运，在灾难来临前发出警告。《搜神记》中记载了渔民夏侯藻去找淳于智给生病的母亲占卜，临走前家门外有一只狐狸冲他嗥叫，淳于智意识到这是狐狸在向他发出警告，赶忙让夏侯藻火速回家并在门外嚎啕大哭，当不明就里的家人跑出来一探究竟时，五间堂屋瞬间倾塌。《宣室志》中记载了李林甫担任宰相后，有一天退朝后坐在家中庭院里，看见了一只体型如牛马般大小的玄狐，还没来得及派人射杀就逃跑了，一连几日均是如此，后来那一年李林甫倒台，并被罚没了家产。

除了向个人示警，天狐往往还能够预示国家即将到来的危难，《隋书·五行志》中收录了大量南北朝时期天狐报噩的记载。北齐后主武平年间（570-575年），“朔州府门，无何有小儿脚迹，又拥土为城雉之状。时人怪而察之，乃狐媚所为，渐流至并、邺”，朔州、并州和首都邺城都出现了狐狸堆土筑城墙的诡异事件，预示了后来南安王起兵造反，以及郑子饶和羊法皓等人在山东起义。南朝梁中大同年间，“每夜狐鸣阙下，数年乃止”，狐狸一连数年每夜都在皇宫鸣叫，不久后侯景之乱爆发，“丹阳死丧略尽”。南朝陈祯明年间（587-589年），“狐入床下，捕之不获”，狐狸居然爬进了陈后主的床下，《易飞候》载，"狐入君室，室不居"，皇帝不适合在皇宫居住，也就宣告了陈国“未几而国灭”的命运。

民间狐狸作妖害人

尽管普通狐狸可以通过修炼成为天狐，然而现实中修行时间短的狐狸往往抑制不住天性，喜欢作妖害人。《易林·萃·既济》载，“老狐多态，行为蛊恠（同‘古怪’）。为魅为妖，惊我王母。终无咎悔”；《说文解字·犬部》载，“狐，妖兽也，鬼所乘之”。尽管汉代的狐狸就开始作妖，但直到魏晋时期，狐狸才开始幻化成人形。《玄中记》载，“狐五十岁，能变化为妇人，百岁为美女，千岁之狐为神巫，能知千里外事；善蛊魅，使人迷惑失智”。东晋王嘉的《名山记》中则认为，“狐者，先古之淫妇也，其名曰阿紫，化而为狐”，也就是狐狸是由放荡的女子所变，从而彻底模糊了人与狐狸之间的界限。这种转变正式拉开了狐妖故事的序幕，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深远。

狐狸要化成人形，往往需要取用真人身上的东西，比如头发、指甲，甚至还有头骨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记载了孙岩的妻子是一只狐狸，东窗事发后，妻子临走前“将刀截岩发而走”，从此以后，洛阳城里“被截发者，一百三十余人”，这些化身为美妇的狐妖成群结队、衣鲜亮丽地走在街头，遇到路人便截去他们的头发。《广异记》记载了崔昌在东京庄读书，一只由狐狸变成的男孩来到他的住所停留数月，忽然有一天傍晚男孩扶着一位醉酒的老人回家，“老人醉，吐人之爪发等”，崔昌厌恶之余便砍去了老人的脑袋，老狐狸现出了原形。除了活人的头发和指甲，也有狐狸用死者头骨施以巫术的，据《酉阳杂俎·诺皋记》载，“旧说野狐名紫狐……将为怪，必戴髑髅拜北斗，髑髅不坠，则化为人矣”，而《集异记·僧晏通》中就记载了僧人晏通在夜晚露宿乱坟岗，遇见一只狐狸四处寻找死人头骨，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戴在头上，然后又采摘花草树叶作为衣服，摇身一变化作美妇，绰约而去。

狐狸作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。第一种是狐狸幻化成人形后，真心希望融入人类社会。《广异记》中记载了唐代景龙年间，一只狐狸中意吏部侍郎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，于是化作人形与其相处，还教诲崔氏“人生不可不学”，先是请了一位老者教她经史，前后三年，崔氏“颇通诸家大义”；然后又请人教她书法，一年后崔氏“又以工书著称”；甚至在此之后，还请一位抚琴大师“悉教诸曲”，并道尽其中精妙之处，崔氏习得的名曲“不可胜纪”，这一切都体现了狐狸对崔氏真挚的爱意，于是当李元恭问它何不迎娶崔氏时，“狐甚喜”。《宣室志》中记载了元和年间，计真的妻子是一只狐狸，操持家务二十年，尽心竭力地照料丈夫和孩子们，没有丝毫过失，在她临死之际，向计真坦白了自己的身世，并希望他念及孩子们都是人类，以后好好照顾他们。

然而，另外两种狐狸作妖对人类就并不友好了。第二种是狐狸作威作福，把人当作奴仆使唤的，《广异记》中记载了开元年间，彭城刘甲在赴任途中，夜宿山野旅店，他的妻子夜晚就被一只老狐狸夺去，刘甲率领村民一路寻找到了古坟上的大桑树下，挖开一看，“有老狐，坐据玉案，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，持声乐。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”，貌美的女子竟然成为老狐妖独享的乐伎。第三种是狐狸附身使人患病，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唐代始丰县县令张例，被狐媚上身，发作起来六亲不认，经常伸出右臂口念咒语“狐娘健子”，于是他的儿子偷偷手持铁杵，待他发作时猛捶其后背，从他身上掉落一只老母狐，后来将这只狐狸焚烧后，张例的病便不治自愈。

狐妖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“妖由人兴”，也就是人心作祟所导致的乱象。《广古今五行记》中就记载了有人打着狐妖的幌子为非作歹或者搞恶作剧吓唬人。一则故事发生在北齐后主武平年间，邺城一户人家的婢女带着装有锦被的包袱路过没人住的里坊时，被一个自称是狐狸精的老妇持刀抢劫，结果刚好有人骑马路过，把老妇抓了现形，引来数百人围观，“莫不竞笑，天下有如此造妖事”；另一则故事发生在并州，一位姓纥干的人爱搞恶作剧，当时外面盛传有狐媚，结果他偶然间得到一条狐狸尾巴，回到家后就故意露出来吓唬妻子，结果被妻子和邻居一路追打，无奈之下他只好承认“我戏剧，不意专欲杀我”。

图8：【南朝梁】李逻《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》“周发殷汤”中的妲己变作九尾狐注解书影，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

狐媚惑主的由来

在所有的狐妖中，由九尾狐所变的商纣王宠妃苏妲己的传说最为深入人心。尽管这离不开明清小说的推波助澜，但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：

太公谓召公曰：‘纣之亡国丧家，皆由此女，不杀之，更待何时！’乃以碓剉之，即变作九尾狐狸。”——李罗《千字文》注（图8）

原本妲己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，在古代女子是红颜祸水的观念下，再加上当时盛行的狐妖文化，便被改造成了九尾狐的形象。自此以后，九尾狐从统御天下的王者之证和君王仁德开明的象征，沦为了南宋叶适《习学纪言》中所言的：“九尾妖狐也，示亡之征（同‘证’）焉”。

然而，正如妲己沦为掩饰纣王罪行，遭人诟病的牺牲品一样，狐媚惑主成为了政治上攻击政敌的说辞：唐代骆宾王在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中，斥责临朝听政的武则天：“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”，后来，武则天甚至被人冠以“妖后”的称谓。然而，历史上的女皇并非如此不堪，在她执掌国柄期间，打击门阀、发展科举、轻徭薄赋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在宋代，《儒林公议》中记载了宋真宗侍从陈彭年为人奸猾，“时人目为九尾狐，言其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”，然而真实的陈彭年鞠躬尽瘁、克己清廉、博学识广，还曾参与编撰了像《册府元龟》《广韵》等重要的典籍。

到了元代，历史演义小说《武王伐纣书》将妲己描绘为半夜吸人三魂七魄的“九尾金毛狐子”；后来明代的《封神演义》《夏商野史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对其角色进一步演绎，使得妲己的九尾狐形象更加深入人心。与此同时，有人也开始将九尾狐化身为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后宫妃子：在艳艳生的《昭阳趣史》中，松果山悟真洞的九尾雌狐因吸走了燕子精的真阳，相互打斗，被玉帝贬入人间，成为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。

佛、道相争中的狐妖

从魏晋到唐代，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，佛、道相争愈演愈烈，狐妖成为了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北魏太和年间的隐士姚坤，他把庄园典当给了嵩岭菩提寺，有个叫惠沼的和尚在庄园里偷挖陷阱，故意让人掉下去，然后做起了活人实验：“投以黄精数百斤，求人试服，观其变化”，结果姚坤在一次醉酒后掉了进去，由于他平日行善，经常向猎人买回狐狸放生，于是有一只自称天狐的老狐为报他的恩德，便将道教《西升经》中的“神能飞形，亦能移山”传授给他，最终在修行一月之后飞出陷阱。为了报复僧人惠沼，姚坤谎称是食用了黄精才变得身轻如燕，于是惠沼便亲自效法，日日以黄精为食，不久便死在了洞中。在这则故事中，连狐狸都可以凭借修习道教经典修道成仙，而佛家弟子却害人害己，丧尽天良，其中对道教的推崇和对佛教的鄙夷显而易见。

到了唐代，狐狸往往假扮佛教中的菩萨蛊惑人心，然后被道士点破，斩妖除魔。道教在与佛教的纷争中占得上风，这反映了有唐一代道教的地位。由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尊老子为先祖，唐高宗时加封其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这一道教最高神，道教的社会地位空前提升，因此道教才有能力与在早已深入人心的佛教相抗衡。为了打击佛教，向来视斩妖除魔为使命的道家弟子，便将平日里打击最多的狐妖与佛教创造性地相结合，演绎出了狐妖假扮菩萨骗人，道士施法揭穿真相，拯救苍生的故事：

唐代州民有一女，其兄远戍不在，母与女独居。忽见菩萨乘云而至，谓母曰：“汝家甚善，吾欲居之，可速修理，寻当来也。”村人竞往。处置适毕，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。村人供养甚众。仍敕众等不令有言，恐四方信心，往来不止。村人以是相戒，不说其事。菩萨与女私通有娠。经年，其兄还，菩萨云：“不欲见男子。”令母逐之。儿不得至，因倾财求道士。久之，有道士为作法，窃视菩萨，是一老狐，乃持刀入，砍杀之。——《广异记》

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代州的一户一家，这家儿子戍边在外，家中只有母亲和女儿，于是便被一只老狐狸盯上了。有一天这只狐狸化作佛教中的菩萨模样来到这家人面前，让他们收拾好房屋，不日便驾着五彩祥云下榻，后来还与这家的女儿私通有了孩子。当女子的哥哥回到家时，这只狐妖害怕事情败露，就让母亲把儿子逐出家门，儿子无奈之下便倾尽钱财寻访道士，最终在道士的帮助下揭开了狐狸的真实面目。

面对道教的污蔑，佛教自然也不可能听之任之，袖手旁观，而是在道家编造的故事基础上，进一步演绎，通过数轮回合的斗法，最终以“道高一尺，佛高一丈”的架势赢得最终的较量：

“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，其有笃信佛道。异日斋次，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。须臾，至斋所檐际，凝然不动。合家礼敬恳至，久之乃下。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，唯其子心疑之，入京求道士为设禁，遂击杀狐。令家奉马一匹，钱五十千。后数十日，复有菩萨乘云来至，家人敬礼如故。其子复延道士，禁咒如前。尽十余日，菩萨问道士：“法术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已尽。”菩萨云：“当决一顿。”因问道士：“汝读道经，知有狐刚子否？”答云：“知之。”菩萨云：“狐刚子者，即我是也。我得仙来，已三万岁。汝为道士，当修清净，何事杀生且我子孙，为汝所杀，宁宜活汝耶！”因杖道士一百毕，谓令曰：“子孙无状，至相劳扰，惭愧何言！当令君永无灾横，以此相报。”顾谓道士：“可即还他马及钱也。”言讫飞去。——《广异记》

在这则故事中，唐代坊州县令长孙甲全家笃信佛教。在第一回合中，狐妖变身文殊菩萨，乘着彩云降临长孙甲家，县令一家老小诚恳恭迎，唯独他的儿子心里存疑，于是进京求请道士来家里设法祭坛，最终杀死了狐狸，该回合以道教获胜告终。在第二回合中，狐妖再次变成了菩萨，并且又一次成功骗过了长孙甲一家，最终再次被道士降服，该回合仍以道教的胜利结束。但是狐妖并未被彻底消灭，到了第三回合，狐妖又一次变成了菩萨，而且还颇为挑衅地问道士“你的法术如何？”结果道士说法术已经用完了，然后狐妖就要惩罚道士，先是跟道士谈起了祖宗，自称是道教祖师狐刚子，修仙已三万年，然后以道士应当清净修为，不应杀生为由，将其杖责一百下。当然，虽然惩罚了道士，那个狐仙也承认了其子孙狐狸骚扰长孙甲一家的事实，于是便以保佑他们全家永无灾祸来谢罪，在这最终回合的较量中，佛教偷换概念，并以道教先师为道义制高点，对道士进行了惩罚，道教在最终的较量中拜了下风，这与历史上佛道二教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。

狐王庙和狐仙崇拜

随着狐妖文化的盛行，民间开始尊奉狐神，甚至还专门修建了“狐王庙”或者“狐仙庙”，这一切都源于百姓们对狐狸的恐惧。《朝野佥载》载，“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当时有谚曰：‘无狐魅，不成村’”，乡村地区竟然村村都拜狐神。之所以百姓如此畏狐，《续夷坚志》中对即墨县狐妖的记载或许可以给出答案：“昼伏夜出，变化狡狯：或为狱卒，纵遣囚系；或为官妓，盗驿传被幞，媚惑男女，有迷乱至死者”，假扮狱卒释放囚犯，假扮官伎媚惑平民，甚至闹出了人命。

到了宋代，有一些不信邪的官员出面捣毁了狐王庙。宋代赵葵《行营杂录》中记载了宋真宗年间（997-1022年），王嗣宗在担任邠州地方长官期间，听闻该地旧时有狐王庙，民间相传能为人祸福，于是百姓一年四季“享祀祈祷，不敢少怠”，甚至于都不敢直呼其名。结果王嗣宗到任后，便召集诸邑猎户一百多人，“以甲兵围庙，薰灌其穴，杀百余狐”，然后将庙放火烧毁，后来有人说看到大火中有一只大白狐逃了出去，从此以后便再也不见狐妖，即便是重建狐王庙，也没有了先前的灵验。《宋史·五行志》中还记载了另一则故事，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的秋天，“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，据御榻而坐”，狐狸竟然出现在了皇帝的御榻上，于是宋徽宗“诏毁狐王庙”。狐狸公然坐在龙椅上，或许也预示着北宋王朝的气数将尽。

然而，狐仙崇拜并没有完全断绝。元代以来，地方官署开始供奉狐仙，起初是因为狐狸常常偷盗官印，人们寄希望于狐仙保佑官印不丢失，而狐仙带来的灵气也会护佑为官者仕途通畅（图9）。明清直至民国初年，狐仙崇拜更是达到了顶峰。据《海城县志》载，狐仙能“得道通灵，能为人消灾疗病”；民国时期胡朴安在《中国风俗》中记载了安徽芜湖一带“佞狐”，当地人甚至“不敢直呼为狐仙，奉之为仙姑，称之曰老太”；江苏南京也同样如此，“宁俗人家讳言狐。家中有狐者，每逢朔望焚香敬祝，且呼之曰老太爷”。当时人们不只在家中供奉狐仙牌位，甚至还有狐仙堂、狐仙庙接受众人供奉，“（芜湖）商铺几乎家家设位供养；闹市中有狐仙堂数处，笙歌祭享，月必十余次”。不仅如此，狐狸还与其他动物形成组合，一起成为百姓祭拜的对象，清代薛福成《庸盦笔记》中记载了“北方人以狐、蛇、猬、鼠及黄鼠狼五物为财神。民家见此五者不敢触犯，故有五显财神庙，南方亦间有之”。

图9：【元】山西平遥县衙大仙楼中的狐仙牌位

狐火与狐狸生火

人们之所以畏狐，除了狐狸作妖害人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狐狸具有纵火、化火的神通。实际上，最早将狐狸与火联系在一起的是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陈胜、吴广起义时在神祠旁的篝火狐鸣，于是后世便用狐火喻指农民起义，比如明代陈子龙《紫玉歌》载，“艳女上殿日月昏，鱼灯狐火纷相逦”，暗讽朝纲腐败，地方上纷纷起义暴动。

狐狸生火始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管辂传》，魏国的管辂善于占卜，他的一个同乡家里经常失火，于是管辂就算准了有一个书生可以消灾，就让同乡无论如何把书生要留下过夜，结果书生还以为同乡别有所图，于是晚上就带着刀在柴火堆假睡，“夜有一小物直来过前，如兽，手中持火，以口吹之。生惊，举刀斫，正断腰，视之则狐”，原来是同乡家闹了狐狸，狐狸晚上出来，手里玩火，还用口把火吹得到处都是，这才酿成了火灾。后来《酉阳杂俎》载，“旧说野狐名紫狐，夜击尾火出”，也就是野狐狸可以通过敲击尾巴，便可以生出火来。宋代沈该《易小传》中“离下坎上”“坎下震上”的卦象注解中同样记载道，“狐，火畜也，初其尾也”。

到了清代，人们演绎出了狐狸纵火复仇的故事：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狐狸因房主破坏了巢穴而在落成的新房纵火，“芮庶子铁崖，宅中一楼，有狐居其上……相安已久。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，廉衣素不信妖妄……时方修筑，因并毁其楼，使无可据，亦无他异。迢甫落成，突然烈焰四起，顷刻无寸椽。而邻屋苫草，无一茎被癎。皆曰狐所为”；曾衍东《小豆棚·小莲》中记载了滕县一户李姓人家的公子看上了狐族的四小姐，两人交好，结果却被外来的狐族成员纵火报复，“是日，李家火，扑灭，其内室衣筮中又火。一日数次，所有衣服器皿荡然灰烬”。

明清时期的狐妖文学

除了狐仙崇拜，明清文人还在历代狐妖志怪的基础上，演绎出一段段新奇曲折的人狐往事，影射了人间社会的众生相。薛福成在《庸盦笔记》中记载了山东蒙阴县一带盛产狐狸，每年县令都会提前贴出进山打猎的告示，狐族便会将老、弱、病、残留给猎户，长久以来保持了一种默契。然而新县令上任后，便与猎户相互勾结，故意推迟发布告示，狐族还没来得及撤离便被一网打尽，然后有一天一位白须老人来到县衙，历数县令罪状后，不久县令的父亲旧疾复发，儿子溺水身亡，众人猜测“殆狐之所为”，故事中人类的利令智昏、背信弃义与狐狸的有怨报怨亦是人间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中，狐妖常常化身容貌姣好、勤俭持家、有情有义的女子，或是报恩，或是拯救男子于危难。在小翠的故事中，王太常年少时无意中帮助一只狐狸躲过了雷霆劫，长大后，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名叫元丰，在当地没人看得上，当年那只狐狸就化身为老妇带着女儿小翠上门求亲。成婚以后，夫妻俩感情甚笃，但有一次因小翠打碎了一只价值几千两银子的玉瓶而被王太常责骂，一怒之下便离家而去。元丰日思夜想，终于两年后与小翠重逢，她不计前嫌，化身为元丰未来妻子的模样，让他把对自己的爱慢慢转到未来妻子的身上，让王太常得偿所愿抱上了孙子。在故事的末尾，蒲松龄点评道，“一狐也，以无心之德，而犹思所报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顾失声于破甑，何其鄙哉！”，即便是无心之恩狐妖也懂得知恩图报，然而王太常却因失去玉瓶而失态，遭人鄙夷。

图10：【清】《聊斋全图》第31册中的辛十四娘见冯生插图，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

在辛十四娘的故事中，书生冯生靠着亡故的舅奶奶的操持娶了如花似玉的辛十四娘。在冯生的朋友中有一位楚银台的公子，靠着父亲的关系拿下了科考的第一名，冯生屈居第二，结果在酒宴上冯生趁着酒醉，嘲讽楚公子夺魁并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，在场的众人大惊失色，被驳了颜面的楚公子怀恨在心，后来设计把冯生骗到了家里，在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后，将前几日被其妻失手杀害的丫鬟嫁祸给冯生，冯生被判了绞刑，辛十四娘为了营救冯生，派丫鬟去京城告御状，忙前忙后终于帮冯生脱困，并且也因救人而得道升仙。故事中狐妖的有勇有谋、有情有义与两个读书人一个不分善恶，逞一时之快，另一个小肚鸡肠、阴险毒辣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蒲松龄借狐妖故事隐喻世间百态，用狐妖的真和善揭露人性中的伪与恶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无情鞭挞。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故事经久不衰，时至今日仍然是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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